臣闻晋之人才，大率多浮脆，其间气力雄浑，足以扛龙文万斛之重者，惟一刘裕而已。观其崛起渔樵之间，一时英雄皆以草泽英雄目之，而裕亦自恃其才力，直欲一倾溟渤，以洗乾坤。初以舟师浮海，径入大岘，而青、齐、海岱之地，一日清汎，然后料兵向西，一举关中，锐师骁将，三道并进。檀道济则自淮以向洛，沈林子则自汴以入河，王镇恶则自河以浮渭，设奇料敌，智勇俱奋。已而檀道济自蒲坂以会王镇恶于潼关，沈林子越秦岭以会沈田子于蓝田；而王镇恶自渭河，则又举衣粮舡筏，顺流东下，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。龙骧一军，才抵长安北门，而姚恙父子面缚请降，遂使百年之寇迄至减灭，而关中父老，垂泣以贺官军，自有江东以来，盖未尝有此捷也。故尝以为赤壁之后，江东之师胜中原矣，而未能入中原；淝水之役入中原矣，而未能取中原。乃若裕之此行，则关中金城千里之地，指撝而取，如探囊中物，了无留难者。江东之师固不负裕，而裕鼓江东之气以取天下，亦无负于江东。出江东以入中原，使夫关河有主，而赫连、拓跋俯首奔遁，此千载一至之机，正当力投其隙而勇为之。裕之所以终用江东者，固应如此也。奈何关中之地，粗能顿舆息驾，税休于日昃之顷，而初未及粪除排辟，以定民志。而刘穆之死于江东，裕乃捲旗旋旆，奔走东归，顾以乳臭小儿为三秦之主，卒使镇恶、田子内自相图，以启赫连之入，则是裕徒知以身固江东，而不知以身固关西者，乃所以蔽江东也。除残拨乱，功力如此，而不知所以坚凝之术，可不为之痛哭流涕也哉！且关中之地，天下之上游也，襟凭终南太华之险，背负清滑浊河之固，阻三面而固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，万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，薄江淮，则下兵于函潼，自能突出其背而扼其吭。故重兵宿于关中者，江东之地非所患也。乃今四关之险一旦还归版籍，再为晋有，自当定为帝车天跸之所，以斡旋天下，则江东之地，固关中右臂之所可救，而何至舍关中以防江东者哉？尝试为裕画策，裕之此行，一时骁将悉顿麾下，檀道济以襄邑之胜声振河北，而魏人惮之，固可使之屯于蒲坂，以备拓跋；王镇恶以王猛之孙，关西之人素所信服，固可使之屯于北地，以备赫连；而沈林子、田子，与夫毛德祖、傅洪之之徒，又皆一时勋望之人也，或置之虎牢以护河南，或置之彭城以护山东，或置之南阳以护荆襄，或置之睢阳以护江淮，使之如臂指相连，手足相应，则江东虽邈在万里之外，而卒然有急，可以相援。刘穆之虽死于江东，而一时机谋如谢晦者，犹可以顺流西下，以代穆之之任，固不必舍关中之天险，而躬自奔走以归江南也。使裕知此，分置诸将以护四隅，而以身驻关中以为诸军重。且息徒养士，运粮积谷，南运江淮之资，自襄阳，历上津，抵扶风；如时势西引巴蜀之粟，自汉中，出陈仓，入栎阳；如汉高祖入关故事，连吴蜀，接资附三秦以壮军容。夫然后首起关辅蜀汉之师，而督王镇恶以取赫连，次取司、豫、青、齐之甲，而附檀道济，以攻拓跋，则六合车书，百蛮冠带，而江左兴王之地，当镇压于天下，亦何必身归江东，而后可以为江东之重也哉！或曰：「裕之起于草莱，首诛灵宝，以清全吴，继而殄庐循于广南，擒谯纵于巴蜀，则江东之地，首蜀汉而尾淮南，上下江流，不断如带。而江之外，又得关之西，以至于山之东，烟火亭障，弥望万里，固当渡江而北，驻跸中原，以为江东之外护。然晋自南渡以来，植江东之本甚固，非如关中新造之邦，逼于魏夏，而其势岌岌。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，而委关西于诸将，以归守江东，其计得矣」。是不然。裕之为人，才力有馀而谋谟不足。其兼山东，举关中，皆以全军致死地以取胜，非有经略天下之规谟素定于胸中者，其必归江东，则亦裕之本志云耳。观裕之溯河而上，魏之君臣，皆谓其劲躁之性，必不顾后患，而赫连勃勃亦以为裕之既克，利在速返。则裕之无意于守关者，敌人皆先见之。虽非穆之之死，而裕必不能久留于关中者，盖可以预卜也。不然，三秦形胜之地，带连山东，而益之以吴蜀之饶，自足以制夏魏之死命，亦何畏于相逼乎？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，而进攻关中，兵才入关，而刘武周举兵以攻太原，诸将业业，皆谋还救本根，独太宗以为不然。破宋老生，擒薛仁杲，既平关中，定为帝都，然后一举而破刘武周，而窦建德、王世充之徒，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发。而况裕之入关，九州之地已据其七八，比之唐高祖之初，何啻十倍，而拓跋、赫连何敢辄动！惜其胸怀本趣止在江东，而一时诸将又非过人之识，以起其意。当其既胜之后，裕亦尝建为迁都洛阳之说，而王仲德独谓当以建业为王基，不可骤议迁徙。于是奔走东归，竟不能守。使当是时而有如张良者，是娄敬之策，以回高祖之西驾；有如郭子仪者，辟程元振之论，以止代宗之东迁，则关中之地，固可粪除排辟，以为帝王万世之业，而必不至委弃以幸敌人。可胜惜哉！可胜叹哉！呜呼！江东之势，龙盘虎据，兴王之地也。用江东以取关中者固有馀，而留江东以守关中者则不足。盖东西万里之远不相接，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者是也。然则乘时遇胜，迤𨓦进幸于吴蜀两间，以为东西诸将重，而关中廓清之后，即日西驾都长安，其今日恢复中原之上计乎！

臣闻宋文帝，贤君也。自初即位，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，练兵蒐乘，志于必取。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，控弦百万，威振天下，五胡之盛，莫此之若也。而文帝毅然不顾，起江东之精卒，直指河南，飘忽震荡，疾如风雨，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，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悉皆敛戍相避。初不破江东一领甲，折江东一只矢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还为宋土。宋师之入中原，其锋不可当，而胜速者如此。然以佛狸之强，马尾所向，无不摧破，而独于是役，乃拱手以付宋人，未尝一与之较，则其国中之人，亦必有说而处此。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，于此当以长策禦之，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。到彦之之流，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，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，则是文帝之志甚大，而诸将之计甚疏。故虏退未几，而旋复渡津，致使金墉、虎牢，望风奔溃，而碻磝、滑台，俄亦不守，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，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。呜呼！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，历君凡三十有九，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，非师阃之专谋，则权臣之失策，初不由朝廷之命，天子之诏也。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，承富有之业，断然起并吞北虏、混一华夏之志，而一时诸将，凭藉威福之无力，乃至为虏人之所误，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，其亦焉用彼将也！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，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，其为江东之患烈矣。一旦宋师入自淮泗，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，渡河而北，亭障斥候，为之一空。此岂其情也哉？观崔浩欲纵使北来，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，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，则其敛戍北渡者，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，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。入河南而居之者，固不容不警也，而彦之则不然，敌在而惧，敌去而泰，自河南一胜之后，遽为分屯列守之计。自起潼关，而尾连彭城之西，列城径二千里，而每戍不过千人。若彦之之守河，则谓之无策可也。夫长河萦带，守非一所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，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，固敌人所攻之冲，不容不聚兵于此。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，西出商䝞以薄邓襄，则每每绕出其后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遂为栖兵。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，未必能守河南也。然则如之何也？曰：厉兵秣马，以攻为守，使敌人四顾而备我，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。如汉祖之守关，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，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。如诸葛亮之守蜀，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，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。如此，则敌常备我之攻，而不暇攻我之守，何忧堕其诡计也哉？奈何彦之之徒，虑不及远，目前才去丑虑，而意外已忘黠虏。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，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，而舍之北去，此危道也，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。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，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，若舍之西行，则东州败矣，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，致使魏人雍容不迫，悉举其国中之精兵，北伐蠕蠕、西伐赫连，以绝佛狸之后患，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，而四镇之地，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，可胜惜哉！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，以攻为守，日夜申警其师，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，西道捣邺，以乘其西伐之虚，则为佛狸者，会当不暇顾息，而诡计自乱，如不可杀，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，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？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，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，阅天下之患义最多，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，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，姑惟退自忧叹，形之颜色，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？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，而无取天下之志；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，而无取天下之人。此其混一之功，所以落落而难成。知此，然后知河南之役，既胜而复失者，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。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，非一日矣。方武帝入关之初，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，彼不能发吴越之兵，争守河北；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，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固守。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，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，无复北渡之意。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。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，守不坚重，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，故兵才一胜，业已偃然志满意得，不复有进取之志。其形外露，敌人因得以窥之。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，以其养寇自藩；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，以其中途疾动。盖有实语也。虽然，诸将之不利，则固无所逃罪，而帝于戒饬之际，则亦不容无失。观其临遣诸将，且曰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径入之，若其不动，住彭城勿进」，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，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，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。呜呼！以文帝元嘉之治，独冠江左，其读王玄谟奏议，且有封狼居胥意，则混一之功，宜乎日月可冀，而行师之际，犹有遗恨。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，其惟我宋乎？

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镇军将军、丹阳尹徐羡之，监江州豫州之西阳，新蔡诸军事、抚军将军，江州刺史、华容侯王弘，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，中书令、领太子詹事傅亮，侍中、中领军谢晦，前左将军、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，使持节、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，使持节、督北徐、兖、青三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，散骑常侍、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，前冠军将军、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，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，使持节、南蛮校尉很山子到彦之，西中郎司马南郡相宜侯阳张劭，参西中郎将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，或忠规远谋，扶赞洪业；或肆勤树绩，弘济艰难。经始图终，勋烈惟茂，并宜与国同休，飨兹大赉。羡之可封南昌县公，弘可华容县公，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，亮可建城县公，晦可武昌县公，食邑各二千户；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，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；怀慎、彦之各进爵为侯，粹改封建安县侯，并增邑为千户；伦之可封霄城县侯，食邑千户；劭可封临沮县伯，林子可封汉寿县伯，食邑六百户。开国之制，率遵旧章（《宋书·徐羡之传》，上初即位，思佐命之功，下诏。）。

臣奉命南伐，受任一方，而智力浅短，诚节未效，所以夙夜忧惶，忘寝与食。臣屡遣人至荆、扬，所在陈说，具论天朝盛化之美，莫不忻承圣德，倾首北望。而义隆兄弟，知人情摇动，遣臣私雠顺为司州刺史，统淮北七郡，代垣苗守悬瓠。自巩、洛、滑台败散以来，义降耻其败北，多加罪罚。到彦之削位，退同卒伍，杀姚纵夫于寿春，斩竺灵秀于彭城，王休元托疾，檀道济斥放。凡在腹心，悉怀疑阻。民怨臣猜，可谓今日。臣闻平殄寇逆，必乘战胜之威，建立功勋，亦因离贰之势。伏惟陛下圣德膺符，道光四海，神旌所指，莫不摧服，其未宾者，义隆而已。今天网遐举，殊方仰德。固宜埽清东南，齐一区宇，使济济之风，被于江汉（《魏书·司马楚之传》）。

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，爱敬同极，岂惟名教，况乃施侔造物，义在加隆者乎。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皆因缘之才，荷恩在昔，擢自无闻，超居要重，卵翼而长，未足以譬。永初之季，天祸横流，大明倾曜，四海遏密。实受顾托，任同负图。而不能竭其股肱，尽其心力，送往无复言之节，事居阙忠贞之效，将顺靡记，匡救蔑闻；怀宠取容，顺成失德。虽末因惧祸，以建大策，而逞其悖心，不畏不义。播迁之始，谋肆鸩毒，至止未几，显行怨杀，穷凶极虐，荼酷备加，颠沛皂隶之手，告尽逆旅之馆，都鄙哀愕，行路饮涕。故庐陵王英秀明远，徽风夙播，鲁卫之寄，朝野属情。羡之等暴蔑求专，忌贤畏逼，造构贝锦，成此无端，罔主蒙上，横加流屏，矫诬朝旨，致兹祸害。寄以国命，而剪为仇雠；旬月之间，再肆鸩毒，痛感三灵，怨结人鬼。自书契以来，弃常安忍，反易天明，未有如斯之甚者也。昔子家从弑，郑人致讨，宋肥无辜，荡泽为戮。况逆乱倍于往衅，情痛深于国家，此而可容，孰不可忍。即宜诛殛，告谢存亡。而于时大事甫尔，异同纷结，匡国之勋实著，莫大之罪未彰。是以远酌民心，近听舆讼。虽欲讨乱，虑或难图。故忍戚含哀，怀耻累载。每念人生实难，情事未展，何尝不顾影恸心，伏枕泣血。今逆臣之衅，彰暴遐迩，君子悲情，义徒思奋，家雠国耻，可得而雪，便命司寇，肃明典刑。晦据有上流，或不即罪，朕当亲率六师，为其遏防。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，征北将军檀道济络驿继路，符卫军府州以时收剪。已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。罪止元凶，馀无所问。感惟永往，心情崩绝。氛雾既祛，庶几治道尔（《宋书·徐羡之传》）。

檀道济阶缘时幸，荷恩在昔，宠临优渥，莫与为比。曾不感佩殊遇，思答万分，乃空怀疑贰，履霜日久。元嘉以来，猜阻滋结，不义不昵之心，附下罔上之事，固已暴之民听，彰于遐迩。谢灵运志凶辞丑，不臣显著，纳受邪说，每相容隐。又潜散金货，招诱剽猾，逋逃必至，实繁弥广，日夜伺隙，希冀非望。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，屡陈此迹。朕以其位居台铉，豫班河岳，弥缝容养，庶或能革。而长恶不悛，凶慝遂遘，因朕寝疾，规肆祸心。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，密以启闻。夫君亲无将，刑兹罔赦。况罪衅深重，若斯之甚。便可收付廷尉，肃正刑书。事止元恶，馀无所问（《宋书·檀道济传》。）。

周称旧章，汉言故事，爰自河雒，降逮淮海，朝之宪度，动尚先准。若乃任情违古，率意专造，岂谓酌诸故实，择其茂典。

案遐启弹新除咨议参骠骑大将军军事沈宪、太子庶子沈旷、并弟息，敕付建康，而宪被使，旷受假，俱无归罪事状。臣以不纠宪等为失。伏寻晋宋左丞案奏，不乏于时，其及中丞者，从来殆无。王献之习达朝章，近代之宗，其为左丞，弹司徒属王濛惮罚自解，属疾游行，初不及中丞。桓秘不奔山陵，左丞郑袭不弹秘，直弹中丞孔欣时，又云别摄兰台检校，此径弹中丞之谓。唯左丞庾登之奏镇北檀道济北伐不进，致虎牢陷没，蕃岳宰臣，引咎谢愆，而责帅之劾，曾莫奏闻，请收治道济，免中丞何万岁。夫山陵情敬之极，北伐专征之大，秘霸季之贵，道济元勋之盛，所以咎及南司，事非常宪，然秘事犹非及中丞也。今若以此为例，恐人之贵贱，事之轻重，物有其伦，不可相方。

左丞江奥弹段景文，又弹裴方明；左丞甄法崇弹萧珍，又弹杜骥，又弹段国，又弹范文伯；左丞羊玄保又弹萧汪；左丞殷景熙弹张仲仁；兼左丞何承天弹吕万龄。并不归罪，皆为重劾。凡兹十弹，差是宪、旷之比，悉无及中丞之议。左丞荀万秋、刘藏、江谧弹王僧朗、王云之、陶宝度，不及中丞，最是近例之明者。谧弹在今龛黎之后，事行圣照。远取十奏，

陶渊明字元亮，或云潜字渊明，浔阳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渊明少有高趣，博学善属文，颖脱不群，任真自得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曰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（一本无树字）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，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。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尝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时人谓之实录。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。不堪吏职，少日，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，偃卧瘠馁有日矣。道济谓曰：「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柰何自苦如此」？对曰：「潜也何敢望贤？志不及也」。道济馈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后为镇军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：「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」？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给其子书曰：「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。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」。公田悉令吏种秫，曰：「吾常得醉于酒，足矣」。妻子固请种粳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岁终，会郡遣督邮至，县吏主曰：「应束带见之」。渊明叹曰：「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？向乡里小儿」。即日解绶去职。赋《归去来》，徵著作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渊明尝往庐山，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斋酒具，于半道栗里之闲邀之。渊明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舁（一作举）篮舆，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。俄顷弘至，亦无迕也。先是颜延之为刘抑后军功曹，在浔阳，与渊明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浔阳，日造渊明饮焉。每往，必酣饮致醉。弘欲邀延之坐（一作赴坐），弥日不得。延之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渊明。渊明悉遣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，出宅边丛中坐久之，满手把菊。忽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归。渊明不解音律，而蓄无弦琴（一作无弦素琴）一张，每酒知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渊明若先醉，便语客：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常侯之。值其酿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漉毕，还复著之。时周续之入庐山，事释惠远，彭城刘遗民，亦遁迹匡山，渊明又不应徵命，谓之浔阳三隐。后刺史檀韶，苦请续之出州，与学士祖企、谢景夷三人，共在城北讲礼，加以雠校。所住公廨，近于马队。是故渊明示其诗云：周生述孔业，祖、谢响然臻；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其妻翟氏，亦能安勤苦，与其同志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后。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元嘉四年，将复徵命，会卒，时年六十三。世号靖节先生（宋本《陶渊明集》）。

祸福无门，逆顺有数，天道微于影响，人事鉴于前图，未有蹈义而福不延，从恶而祸不至也。故智计之士，审败以立功，守正之臣，临难以全节。徐羡之，傅亮、谢晦，安忍鸩杀，获罪于天，名教所极，政刑所取，已远暴四海，宣于圣诏。羡之父子，亮及晦息，电断之初，并即大宪。复王室之仇，摅义夫之愤，国典澄明，人神感悦。三姓同罪，既擒其二，晦之室属，缧仆狱户，苟幽明所怨，孤根易拔，以顺讨逆，虽厚必萌。然归死难图，兽困则噬。是以爰整其旅，用为过防。京师之众，天下云集，士练兵精，大号响震。

使持节、中领军很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，云旌首路，组甲曜川。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，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劲锐武卒三万，戈船蔽江，星言继发，千帆俱举，万棹遄征。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段宏铁马二千，风驱电击，步自竟陵，直至鄢郢。又命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刘粹控河阴之师，冲其巢窟。湘州刺史张劭提湘川之众，直据要害。巴、蜀杜荆门之险，秦梁绝丹圻之径，云网四合，走伏路尽。然后銮舆效驾，六军鹏翔，警跸前驱，五牛整旆。虽以英布之气，彭宠之资，登陴无名，授兵谁御？加以西土之人，咸沐皇泽，东吴将士，怀本首丘，必不自陷罪人之党，横为乱亡之役。置军则鱼溃，婴城则鸟散，其势然矣。圣上殷勤哀悯，其罪由晦，士民何辜？是用一分前麾，宣示朝旨。符到，其即共收擒晦身，轻舟护送。若已猖蹶，先事阻卫，宜翻然背乱，相率归朝。顷大刑所加，洪恩旷洽，傅亮三息，特蒙全宥，晦同产以下，羡之诸侄，咸无所染。况彼府州文武，并列王职，荷国荣任，身虽在外，乃心辰极。夫转祸贵速，后机则凶，遂使王师临郊，雷电皆至，噬脐之恨，亦将何及（《宋书·谢晦传》，元嘉三年，太祖时已戒严，诸军相次进路，尚书符荆州。）。

元嘉二十四年，衡阳文王义季卒。自彭城王义康之贬，义季纵酒，至成疾而终。

万里曰：文帝即位之初，以傅亮、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，弑之而立文帝。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，当此之时，厚兄弟而薄天下，何其盛也。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，卒置之于死地，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，又何衰也。大抵情之矫者必复，爱之过者必反。兄弟之亲，厚之以恩可也，厚之以权不可也。文帝以权而厚义康，厚之者，杀之也。文帝之矫于此复矣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主遗帝书曰：「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，既得之，疾其勇切，已不能容。有臣如此尚杀之，乌得与我校耶？彼公时旧臣，虽老犹有智策，如今已杀尽，岂非天资我耶」？

万里曰：太武之书，非礼书也，嫚书也。文帝即位以来，杀傅亮，杀徐羡之，杀谢晦，杀檀道济，杀裴方明。道济之死，举帻而投诸地，目光如炬，曰：「乃坏汝万里长城」！魏人闻之，曰：「道济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」。文帝之举措如此，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。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，在民不可以有虐政，不可以杀无辜，不可以害忠良。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，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，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。古之人主有为之者，商纣、隋炀帝是也。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，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：「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，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，以残害于尔万姓，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，斮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，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」。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。隋炀帝性疾人谏，曰：「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」。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，曰：「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」。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。文帝，南朝之贤主也，任己无失德；在民无虐政。元嘉之政，比隆文、景。然杀无辜，害忠良之罪，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。使其在己有失德，在民有虐政，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？此可为文帝贺，亦可为文帝惜。有天下者，可不惧哉！

太子竦然曰：「极是，极是」。

崔浩撰《魏国记》，书魏之先世事，皆详实，刊石列于衢路。北人见者谮之，以为暴扬国恶，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。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并夷其族。

万里曰：治古无族法。罚弗及嗣，舜之法也。恶恶止其身，仲尼《春秋》之法也。罪人以族，自纣始，至武王而除之。夷三族，自秦始，至汉高帝而除之。元魏之法，非中国之法也，夷狄之法也。崔浩以直笔而获罪，高允争之，以为罪不至死，太武诛之，亦已甚矣。且夫一人抵罪，妻子未必与知也，族人何与知焉？族人不与知也，亲戚何与知焉？既诛浩，复尽诛崔氏，又甚矣。复诛卢氏、郭氏、柳氏，愈甚矣。大抵法之太峻，非人主之福也。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，下有不自安之心，人主欲求自安，不可得也。故纣及身而灭，秦二世而亡，太武及身而弑。万里闻之苏轼曰：「生民以来，未有祖宗之仁厚」。盖历代之虐刑，至太祖而尽除；本朝之仁恩，至仁宗而愈深。其待臣下，大抵恩胜威，礼胜法，有佚罚而无滥刑。祖宗相传以为家法，未尝有大诛杀也，而况于族乎？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，亦顾家法而不敢违。故误国如蔡京，诛止其身，而不及其子，绦不过流岭表而已。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。国祚久长，实基于此，此自古所不及也。

太子曰：「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」。

上欲伐魏，王玄谟劝之。

万里曰：两国并立，能相持而不能相亡，必皆有得天时者。当此之时，非有天下之大机，彼国之大衅，其法不可以为兵先，不可以为动始。违之者败，宋文帝、魏太武之时是也。宋无衅，魏伐之，故败在魏。魏无衅，宋伐之，故败在宋。且是役也，刘康祖以为不可，沈庆之以为不可，太子劭、萧思话以为不可，而玄谟首倡兵端。帝谓观玄谟所陈，令人有封狼居胥意，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，贪而虐下，是何足付哉！一败之馀，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焉。昔臧宫、马武请伐匈奴，而光武答之曰：「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民」。文帝其亦知此也乎？

王玄谟围滑台，魏主引兵救之。渡河，众号百万，鞞鼓之声震动天地。玄谟惧，退走，魏人追之，死者万馀人，麾下散亡略尽。

万里曰：古之战者，必有其具。所谓具者，非兵甲之谓也。尧舜之具以道德，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。汤武之具以仁义，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。秦汉之具以赏罚，如白起赐死、王恢弃市是也。王玄谟首劝北伐，身为大将，一旦遇敌，未战而先奔，是在军法，顾文帝不察耳。诛玄谟以谢天下，是军法也。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，帝则杀之。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，帝则杀之。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，帝之赏罚为有法乎？尧舜之道德，汤武之仁义，非帝所及也。秦汉之赏罚，帝亦无之。以此而战，杜牧所谓浪战者欤？如是而欲取人之国，不为人取，国之幸矣。

魏太子晃监国，颇信任左右，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，太子恶之。仇尼道盛、任平城有宠于太子，皆与爱不协，爱告其罪。魏主怒，斩道盛等，太子以忧卒。帝徐知太子无罪，甚悔之，追悼不已。宗爱惧诛，弑帝，杀秦王翰，立南安王余。宗爱专恣，余患之，谋夺其权。爱怒，弑余。源贺、陆丽立皇孙浚，杀宗爱。

万里曰：自古亡国弑君，未有不自亲信小人。故仇尼道盛、任平城之宠盛，而太子晃以忧死；宗爱之言行，而魏太武以弑殂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，而疾视君侧之小人；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，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。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，但不可亲信之耳。小人者，士大夫中亦有之，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。所谓小人，初无定人，亦无定貌。以柔佞为正，是为小人。以谗谮为忠，是为小人。遇宠则争，遇利则夺，是为小人。小人之亡国败家，其情状虽千变万化，而大略不出于此。魏太武南侵宋，灭夏，灭南、北燕，灭柔然，威震天下，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。既亲宗爱，又信其言，既信之又悔之，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，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。始亲其人者，过也。听其言以丧其子，又过也。悔听其言，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，又过也。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。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，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，岂特太子晃而已？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，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，岂特魏太武而已？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，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，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！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，何由而可？一曰正心，二曰讲学，三曰近君子，庶几可以免乎？

初，潘淑妃生始兴王浚。元皇后性妒，以淑妃有宠于上，恚恨而殂。淑妃专总内政，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。浚惧为将来之祸，乃曲意事劭，劭更与之善。劭、浚并多过失，数为上所诘责，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，琢玉为上形像埋之。陈庆国以其事白上，上大惊，命有司穷治其事。道育变服为尼，匿于东宫。上怒甚，欲废劭，以告潘淑妃。淑妃告浚，浚驰报劭。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。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，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。及斋閤，拔刃径上合殿。帝见超之入，举几捍之，五指皆落，遂弑帝。

万里曰：元凶劭之恶，灭天理，斁人伦，其恶极矣，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。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、张超之等小人在侧，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。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，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。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，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。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，又不戒群小之薰染，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，不禁巫祝之妖妄，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，其原甚微，其祸甚酷。故《易》曰：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」。

三月乙未，武陵王骏举兵讨劭。四月戊辰，军于新亭，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，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。己巳，王即皇帝位。

万里曰：《春秋》之法重五始，其一谓始即位者，人君之始也，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。盖人君即位之初，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，以企望吾君之圣治。始乎修德，犹或终之以失德；始乎纳谏，犹或终之以拒谏；始乎遵祖宗之法，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。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，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，非不始之以勤俭也。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，几至亡国，而况始之以荒淫乎？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，报君父之雠，亦可称矣。然即位才几日，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。义宣之诸女，帝之从姊妹也。齐诗谓之鸟兽之行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！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，告之以行丧礼，告之以俭宫壸，告之以辨毁誉，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，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，又未几而杀之，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！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、景，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。帝首变文帝之制，以六周为三周，以久任为数易，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！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，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。臧质侮之而叛，义宣恨之而叛，外则结怨于民，内则短折其寿。其身幸以令终，而其子竟遭废弑，一己失德，两世受祸，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。人君即位之初，可不戒哉，可不惧哉！虽然，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，而在于未即位之先。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，养成其德，平居为贤王，然后一旦为明主。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，是文帝亦有过耳。

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先赐其母李贵人死。

万里曰：伤哉，李贵人也。生子而为太子，幸也，何伤之有焉？虽然，立其子，杀其母，何幸之有焉？立其子，杀其母，逆天理，悖人伦，莫甚于此。二帝三王未是有也，自汉武帝始也。杀钩弋而立昭帝，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，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。后魏，夷狄也。武帝故事，后魏未必知也，特其残忍无亲，猜防太过，以为君亡而母存，则皆为嗣君子祸也。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，数世也。有所必杀，必有所不及杀，非卢之遗也，天之数也。至于胡后不及杀，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，谓无天也，可乎哉！

周郎言事切直，上杀之。

万里曰：古者兴王赏谏臣，逸王罚之。汉高帝问周昌曰「朕何如主」，昌曰「陛下桀纣之主」，而高帝不以为忤。晋武帝问刘毅曰「朕可方汉何主」，毅曰「陛下桓、灵之主」，而武帝不以为罪。唐高祖即位之初，孙伏伽谏数事，皆人所难言者，高祖赏之。此三君所以兴。桀杀龙逢而亡，纣杀比干而亡，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，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，此杀谏臣之祸也。先儒曰：亡国之君其罪多矣，而罪莫大于杀谏臣。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，其罪大矣。内有文帝结民之德，外无敌国问罪之辞，其不亡者幸耳。虽然，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，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。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逊，此君子语默之节也。观其臣危言而不讳，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；观其臣言逊以避祸，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。此人君得失之占也。周郎事昏淫之君，立无道之国，而危言以杀身。孝武怒正直之言，杀忠谏之士，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，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。

每上燕集，在坐者皆令沉醉，嘲谑无度。

万里曰：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，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。不通则隔，不严则亵。秦之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，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，绕柱而走，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。赵高说二世，谓人主当深居，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，至于望夷宫之弑逆，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。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。宋闵公靳宋万，为宋万所弑；陈灵公戏夏徵舒，为徵舒所弑。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。君臣燕集，古人有之。如《诗》之燕群臣，燕嘉宾，燕朋友故旧，岂可废哉！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。孝武与群臣燕集，未为过也。至于使之沉醉嘲谑，则过矣。君而嘲谑其臣，则君不君；臣而嘲谑其君，则臣不臣。天下之纲有三，天下之常有五，而莫重于君臣。至于君臣嘲谑，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，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。